”当年青的女儿思想激进，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时，陈衡哲对女儿说：“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、为人民做过多少事？真正的士大夫，处处为国家、人民着想，从不考虑个人利害，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。”这真是一幅画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皮骨的自画像，尽管他们自画的方式各有不同。胡适、罗隆基、梁实秋等人选择了以言干政的方式，试图在维护国民党政权的前提下，一点一滴地改造这个政府，通过法治建设，最终将中国建成一个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国家，实现国家的富强。
基于这种认识，胡适始终坚持站在国民党外(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，当 “过河卒子”乃是应国家之召，“为国家做一个诤臣，为政府做一个诤友”)，1932年有关“人权问题”的论争，1932年创办《独立评论》，都是他们这种政治理想的伸张。丁文江、翁文灏、蒋廷黻等则由当初的以言干政走上了弃学从政的道路，试图通过“专家治国”的方式，以其政治热情和专业能力，实现“好人政治”，更新国民党政权，达到强国的目的。
据统计，在1933年国民党中央机关的12671名公务员中，学理工农医出身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竟有1315名，占十分之一还强；在1935年底国民党的“人才内阁”中，蒋介石自任行政院长，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，主持实际工作，吴鼎昌任实业部长，王世杰任教育部长（后任外交部长），蒋廷黻任政务处长兼行政院副院长，张嘉任铁道部长，蒋作宾任内政部长，教授们一时成了国民党行政院的主角。
冯友兰、熊十力等不愿意从政，他们选择的是著书立说的方式，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精神的新支点，为民族自信和民族振兴输入精神源泉。和冯、熊等人相比，梁漱溟既是哲学家，又是实践家，他从撰写《中西文化及其哲学》到着手乡村建设运动，再到主动赴延安奔走国共和谈事业，他“汲汲于途，劳碌奔波，所为何事”？激荡在他心中的恐怕还是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那份理想和担当意识。
也许今天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行事方式，也许今人会笑话他们过于书生意气，甚至迂腐犯傻，但哪个时代能抛弃这种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使命态度？又有哪个时代能空乏直道而行、“虽千万人，吾往矣”的担当精神呢？民国时期的教授们就洋溢着这样一种态度和精神，也许是因为如此，历史才记住了他们吧！当然，周作人式的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的“担当”，绝不同于他们的所为，就像今天的学人从政难以等同于丁文江们的所为一样，两者是不可放在一起言说的，特别是在“文人风骨”和“独立之精神”等方面，今天从政的文人应该更多学习民国大师的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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