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适则始终以春风拂面的温暖给学生以关爱和帮助。他当北大校长期间,不少要到美国留学进修的学生因无法提供2000美元的保证金而难以成行。胡适得知后,便从自己的存款中取出钱来贷给一些青年助其出国,言明希望日后归还,以便继续供应他人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,他说,“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,你想,以有限的一点点的钱,帮个小忙,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,一旦所学有成,其贡献无法计量,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?”这种惠人之举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,它超越了阶级、立场和时代的局限,体现的恰恰是为师者的永恒的烛光品格和博大襟怀。
4.开放宽容的治校态度民国时期的大学普遍奉行“教授治校”制度,教授评议会在教授的聘请、辞退、评定和其他教学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绝大多数校长本身就是教授出身,有的还兼着教学任务,因而校长的决策甚至就是教授们意见的代言,如果得不到教授们的认可,校长们的决策不仅难以施行,校长们的职位恐怕也难保,梅贻琦前的清华大学十换校长,蔡元培七辞北大校长,大多因校长与教授的矛盾而引起。
蔡元培常说:“大学者,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”,“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部的机关”。在他的倡导之下,北大校园里中西文化兼收并蓄,新旧思想和而不同,教授们的学术观点缤纷万象,蔚为大观。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,两人同开一课,各申其说,而二人又互相偷偷地去听对方的课;黄侃和钱玄同,一讲汉字二十八部韵,一讲废除汉字,两人课堂上互相批评,课后却作揖言好;熊十力与冯文炳一个时期都治佛学,都相信自己正确,一日于二道桥上相遇,互不相让直至动起手来,之后发现观点一致又摆酒言欢;钱穆终生反对白话,但他进北大,却是受倡言白话的胡适之聘……讲课的如此,求学的也是如此。
到北大听课的,除了招收的正式学生外,还有注册的旁听生、选科生,更有未办任何手续溜进来听讲的中小学教师、政府公务员、报社编辑和失业青年,致使有的课堂,临到考试时才知道,听课的全是旁听的;选课的,还有的不是因为同意老师的观点,而是来看老师如何“荒谬”的。北大的学风、教风也影响着其他高校的校风。罗家伦毕业于北大,他当清华大学校长时,这位国民党陆军少将因试图将党化教育搬进校园而遭师生的抵制。
但他在聘任教授时,却不论资历党派,只问学术水平;王世杰曾任北大教授,也任过民国外交部长,可他当武汉大学校长时,法学院教授范寿康大讲唯物史观,“最受进步同学欢迎”,他却视而不睬。由此也不难看出,为什么那时候政治黑暗经济萧条,大学却是鸟飞鱼跃、思想勃发,为什么那时候烽火连天、战乱频频,大学却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社会精英,国家栋梁?开放让大学成为“大学”,宽容让大学成为“博”学,这应该是大学精神的题中之义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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