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包拯任知州时,每年征用端砚,都是刚刚凑足朝廷下达的指标,当他离开端州,一方端砚都没有带走。本传到任“殿中丞”几个月,国家最高监察机构“御史台”的长官“御史中丞”王公拱辰援引唐朝制度,请求宋仁宗在御史台增设“监察御史里行”一职,得到宋仁宗批准,包拯转任“监察御史里行”,“监察御史里行”即代理监察御史。

不久,包拯“转正”,任监察御史。包拯出任监察御史的时候,宋仁宗正宠爱一位妃子“张修媛”,“修媛”是位列贵妃(皇后之下)、德妃(贵妃之下)之下第三等的嫔妃。张“修媛”出身低微,想提高叔叔张尧佐的职位,以抬高自己,所以极力向宋仁宗推举张尧佐。张尧佐曾任开州(治今重庆开州区)知州,后进京担任略似今天国家信访局局长的“登闻鼓院”长官“判登闻鼓院”。

经过张“修媛”的努力,张尧佐很快出任开封府“掌推勾狱讼之事”的副职“推官”,提点府界公事,同时掌管开封府所辖县、镇场务、河渠等公事。谏官余靖向宋仁宗进谏提拔张尧佐不应太快。但不久张尧佐还是迅速升迁,一直升到国家最高财政机构“三司”的长官“三司使”。张尧佐包拯虽然任谏官、监察御史时间不长,资历很浅,但对宋仁宗“火箭式”提拔张尧佐,仍然进谏阻止。

皇佑初年(1049),包拯和另两位谏官陈升之、吴奎向宋仁宗进言:“近年以来,水从城中冒出、地震、黄河泛滥等灾害发生,这是小人当道所致。天下都认为张尧佐主持财政大计,各地苦于索求无厌,国库受到借助的烦扰,法制凋敝,实在是因为张尧佐。臣等认为,亲昵之私,圣人也不能避免,但能处理妥当,不造成危机,这才是治国之道。

” 但宋仁宗不仅不予采纳,反而在不久之后进一步提拔张尧佐他为淮康军节度使、掌管全国马政的“群牧制置使”、“总领内诸司使及三班内侍名籍,掌其迁补、郊祀、朝会、宴享供帐,检视内外进奉名物”的“宣徽南院使”,赐予他的两个儿子进士出身。包拯等坚持:“陛下即位将近三十年,没有失道败德的事,近五六年来,重用张尧佐,却引发人们暗中议论,认为过错不在陛下,而在宫中的女宠……使陛下陷于私昵后宫之过。

任命张尧佐的诏书下达那天,太阳阴晦,凶气蒙蒙,陛下应用大义决断,马上下令追夺张尧佐的官职。万不得已,宣徽使、节度使可以选择一个授予他。这样,才合天意,顺人情。”但宋仁宗为了满足宠妃心愿,犹豫不决。有一天,宋仁宗准备上朝,在走出寝宫门口时,张“修媛”边送边抚着仁宗的背说:“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。”宋仁宗说:“得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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