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外，日本研究所从事材料研究，印度研究所则专注软件交付。 华为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，2015年，华为研发投入为596亿元人民币，占2015年销售收入的15.1%，近十年来，华为已经在研发方面投入了超过2400亿元人民币。 对标：思科、三星、苹果 华为如此投入研发，它对标的是谁？ 华为方面给出的说法是：在企业领域地标思科，在消费领域对标三星和苹果。
名单里不再有爱立信。 2014年，华为以310亿美元的总营收微超爱立信的293亿美元营收，成为通信设备行业（运营商业务）的全球第一，之后通过21.4%的增长，到2015年末，华为以358亿美元的总量与爱立信的294亿美元拉开距离。 据公开资料，在2015年IEEE发布的全球专利实力排名中，在通信和互联网设备领域，华为以365的专利指数排名第12，爱立信以1297指数排名第4，阿尔卡特-朗讯以469的指数排名第11。
同样，在2015美国专利服务机构（IFIClaims）发布的2015年度美国专利授权量排名中，华为以800件的数量排名第44位（这是华为第二次进入TOP50的榜单），在这份榜单上，思科以960件名列第36位，而爱立信以1407件名列第20位。 从数量上看，华为与它先后对标的几个巨头已无差距。 但任正非显然知道数量只是数量，于是他又找上了更大的巨头作为“假想敌”—而敌人是促使人进步的最好方式之一。
在2016年5月题为《苹果太保守，华为敢投资可以超越》的座谈会纪要中，任正非透露了华为投资基础研究的思路：“华为（现在）实际还是工程商人，即使在创新这个层面，其实还是工程领域的创新，而不是技术理论领域在创新……华为更多强调的应该是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。” “走后发制人的道路，准备好‘浅滩捡鱼’。
”军人出身的任正非一向喜欢毛泽东时代直白的表达方式。 从公开报道中可以发现，曾有国企领导问任正非，华为是如何打进欧洲的？任正非的回答是，靠技术领先和产品领先，“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数学研究在产品研发中起到的重要作用”。 华为在欧洲等发达国家市场的成功，得益于两大架构式的颠覆性产品创新，一个叫分布式基站，一个叫SingleRAN，后者被沃达丰的技术专家称作“很性感的技术发明”。
这一颠覆性产品的设计原理，是指在一个机柜内实现2G、3G、4G三种无线通信制式的融合功能，理论上可以为客户节约50%的建设成本，也很环保。华为的竞争对手们也企图对此进行模仿创新，但至今未有实质性突破—这种多制式的技术融合，即依靠通信制式融合背后极为复杂的数学运算。 华为的俄罗斯研究所和法国研究所，在以上技术研究方面有重大算法贡献。
3月11日，科技部部长万钢现场接受媒体采访，谈到中俄高科技合作，他特别强调自己专门去过华为在俄罗斯的数学研究所。 基础研究“深水区”的政企分工 华为宣布成立法国数学研究所一个月后的7月14日，深圳市长许勤会见了数学家、菲尔兹奖和沃尔夫奖得主、哈佛大学数学科学与应用研究所所长、教授丘成桐。
许勤会见丘成桐，显然并非仅仅是礼貌性地接待著名学者，而有着明确的目标。 许勤在会见中表示，深圳高度重视应用基础研究，将不断加大投入，大力支持应用基础研究机构在深发展，期待与丘成桐及其团队加强合作，为建设国际科技、产业创新中心提供支撑。 许勤还表示，深圳缺乏大院大所，希望通过机制的创新，建立开放式的基础研究所，吸引全球的优秀团队。
时代周报记者获悉，深圳市正在筹建10个基础研究所。 深圳市科创委主任陆健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对于10个基础研究所，深圳市已经在做方案，并且有部分研究所已经成立：比如说数学、神经、细胞诊断治疗基础研究所。 在深圳市的方案里，不是所有研究所都依托与高校合作，特别是数学，深圳市与华为一样选择了国际化的操作思路。
“有的（研究所）是从零开始的，比如数学研究所，国内没有很强的科研单位，但我们可以新组建一个。”陆健对时代周报记者说。 陆健以华为为例，解释了“政府与企业在创新研究上的分工”：数学引领科学，数学强，自然科学就强，“这些实际上是政府来掏钱的”。华为有数学研究所，但他们是把数学研究用在通讯模式上，比如什么样的新网络适用于中国，这需要在拓扑学上做运算，而拓扑学高深的分析就需要复杂的数学模型。
政府建数学研究所，则并不仅仅用在通信技术上，“比如说，我们用新的数学研究解决交通问题”。 深圳为什么在现阶段建数学研究所？陆健解释：“这说明深圳考虑的已经跳出当前的产业问题，一是考虑在国家战略层面多做些贡献，政府已经考虑了十年以外的事—这些基础研究所没有5年是建不成的，人引进来都会花很长时间。” 陆健表示，深圳市是在充分认识基础研究的公共投入属性上进行投资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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